孟宪忠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国家级有突出贡献青年专家，近年来主要从事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，主要著作有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》、《中国企业缺少什么》等十余部，发表论文100多篇。
记者：近几年来人们普遍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、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意义。您最近在一系列论著论文中提出创造“经济剩余”这个概念，是否也出于同样的考虑？
孟宪忠：是的。概括地说，经济剩余就是产值减去成本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财富净增长。我们今天强调经济剩余的思想，就是要转变以往人们以产值为中心的观念。
记者：虽然近几年我们一再强调要注重经济效益，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，但在实际中，许多人对于努力提高创造经济剩余的意识和能力，还没有足够的重视。
孟宪忠：我在一些地区调研中看到，一些城乡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土地直接转换成了资金，转化成了产值。一些开发区把土地一卖，产值一下就上来了。这样做倒是成效快，“政绩好”。问题是，我们还有多少土地能卖？
从数量看，我们目前许多产品的产量已是世界第一。1996年我国钢产量就已突破1亿吨，居世界第一位。但是，除上海宝钢外，鞍钢、首钢等10家钢铁公司人均钢产量只有40吨，是日本钢铁企业人均产量的6．3％。1996年我国煤产量达13亿吨，超过美国3亿吨，但我国煤炭行业职工有700万人，年人均产煤185吨；美国用工15万人，人均产量6600吨。一方面，我国许多行业的产量产值与世界发达国家比，已没有多少差距，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单位产品物耗和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比，差距十分巨大。从长远看，我们超额使用了物质因素，这会为我们今后的发展制造很大的陷阱。而且有些地方和单位是用高投入和高产值来掩盖存在的问题。
记者：为什么提高效益、创造剩余这个问题今天如此突出呢？
孟宪忠：这一问题不可能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。当时，要首先解决思想解放问题，解决短缺经济问题。今天，大家对科技、知识经济的作用等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。
记者：那么，如何才能更好地创造经济剩余呢？
孟宪忠：在知识经济时代，要更多地创造社会财富，创造经济剩余，主要不是依赖原先的物质性的、传统的基本经济要素，而是依靠高级的经济因素，依靠知识和创新，具体表现在：科技、文化、无形资产、信息和全球化国际经验等等。用这些高级经济因素创造经济剩余，投入少产出多，而且它同时还是发展人、提升人的素质的过程。我们现在不仅要有总量意识、产值意识，更要有剩余意识、成本意识。
记者：邯钢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。在现代，钢铁企业原本是较难创造剩余的行业，但邯钢却创下了奇迹，值得我们众多的国有企业学习。
孟宪忠：邯钢模拟市场，成本倒算，它所取得的高效益完全是全员制度约束的结果，而不是靠政策偏向、先进设备和地缘优势。所以，邯钢的经验带有极大的普遍性。与邯钢同等规模、同等设备的钢铁公司比，邯钢的物质性生产因素的产出率高出了30％—40％，邯钢年人均产钢80吨，而其他公司是42吨，邯钢的物耗、能耗也只是同类钢铁公司的60％—70％。这多产出的38吨钢和降下来的物耗能耗，都是邯钢的经济剩余。实际上，邯钢只是在“节流”即管理制度上较为突出；如果我们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、决策科学等等方面做得好的话，国有企业的经济剩余会比现在大得多。但是，我在这里要强调，创造经济剩余的最大动力，还在于高级经济因素的运用，在于不断地科技开发创新，在于“开源”。
记者：我们的企业很少有自己的能不断创新开发的科研中心。有相当多企业习惯于通过投入资金、资源来生产，产品出来后做大量的广告去占领市场，有时还拼命降价，好像不这么做就不会做产品、做市场了。
孟宪忠：打价格仗只是一种低层次的竞争。我们要放眼世界，适应和参与高层次的竞争。去年《财富》杂志在上海开世界年会，用全球五百强的标准看，我们的企业太小，财富太少了。创造经济剩余也就是创造财富。我们应当运用高级经济因素，改造和提升基本经济因素的使用效率。多投入科技，就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。投入文化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，产品的附加值就提高了；现代商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使用价值比重下降，其附加的文化内涵的价值不断提升。加强信息工作，就能够决策正确，减少失误。加强无形资产投入，产品、企业的品牌价值就会提高。加强国际化经济经验的积累，市场就不断扩大，这一点对于加入WTO后特别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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